江苏作家网讯 2022年7月10日,首届“中国海门·卞之琳诗歌大赛”在诗人卞之琳的家乡——南通海门颁奖,共颁出“卞之琳诗歌奖”和“卞之琳诗文研究奖”获奖作品43件。该活动在中国诗歌学会的指导下,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南通市委宣传部和海门区人民政府等联合主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吴义勤出席典礼并致辞。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和南通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沈雷为获奖者代表颁奖。卞之琳的女儿青乔及先生高津作为特邀嘉宾来到活动现场。
据介绍,首届“中国海门•卞之琳诗歌大赛”去年8月底启动,当年11月中旬结束,期间组委会共收到近2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歌爱好者和卞之琳诗文研究人员的参赛稿件近4000件,经专家初评、终评,最终评出“卞之琳诗歌奖”“卞之琳诗文研究奖”共计一等奖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35名。
卞之琳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翻译家,作为新月派和现代派诗人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中国诗坛的“琢玉者”,并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首届“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吴义勤在致辞中表示,以诗人命名的“中国海门·卞之琳诗歌大赛”是在中国诗歌学会指导下开展的一项全国性诗歌大赛,大赛的举行必将对海门乃至江苏和全国的诗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希望广大文学爱好者用手中的笔,满怀深情,聚焦时代,潜心创作,讴歌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在新时代的长卷上书写美丽中国的最新诗篇。
在颁奖典礼上,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扬子江诗刊》主编胡弦发布第二届大赛征稿启事,宣布第二届征稿自7月10日开始,到今年10月31日截止。吴义勤,汪兴国,沈雷,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海门区委书记郭晓敏,南通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蔡忠,海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伟,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黄卫锋共同启动第二届大赛。
卞之琳诗歌大赛既是一项面向全国的诗歌大赛,也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据郭晓敏介绍,近年来,海门深入挖掘名人、古镇、家纺、乡村田园等丰富的人文资源,加快繁荣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坚持把诗歌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点内容。海门将充分发挥卞之琳研究会、卞之琳文化艺术馆和卞之琳诗歌大赛等平台的积极作用,持续放大卞之琳文化的品牌效应。颁奖典礼上,与会嘉宾和当地诗歌爱好者等近百人共同观看了音乐诗剧《追梦者》,在诗与乐中回溯卞之琳的文学人生。
卞之琳1910年生于海门汤家镇(现合并为临江镇)。同为卞之琳文化品牌的重要平台,去年9月,卞之琳文化艺术馆在海门正式落成并开馆。如今,该馆已成为海门诗歌文化活动的重要聚合地。7月9日,在颁奖典礼前一天,主办方在艺术馆举办了“卞之琳与中国新诗”和“漫谈新诗之‘新’”两场主题研讨活动,吸引了当地许多诗歌爱好者前来参加。
在“卞之琳与中国新诗”研讨活动中,吴义勤、汪政、胡弦、《扬子江诗刊》副主编徐晓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从不同的角度,对卞之琳的新诗创作及其与当代汉语新诗的关系进行了研讨。他们围绕卞之琳诗歌的意义进行了充分阐发,吴义勤在发言中着重指出卞之琳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地位及其对当下诗歌创作的意义,强调当代汉语新诗创作既需要精品化、经典化,也需要不断发掘培养优秀基层诗人;汪政提出,对卞之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文学史上,还要立足当下、立足本土、着眼现实,为新时代文学发展发挥独特作用;何同彬则以卞之琳诗歌对中国抒情诗转化的影响进行了具体分析;而同为诗人的胡弦从文本出发,以《断章》为例,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解读,指出了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本价值及对当下创作的启发意义。也有评论家重点从地域角度分析了卞之琳诗歌的特点,何平论述了海门文化对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影响,韩松刚则对卞之琳诗歌与泛江南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漫谈新诗之‘新’”是2022年度《扬子江诗刊》举办的首场笔会。参加交流的扬州大学教授叶橹,南京大学教授傅元峰,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诗人沈苇,泰州市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庞余亮,诗人杨键、海马——作为身处当代诗歌空间的研究者和写作者,在交流中接连抛出问题并尝试作出解答,使得这场研讨充满了问题性和开放性。讨论的首要问题是何谓“新诗”?毕生投身诗歌研究的叶橹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诗歌写作的几次起落,提出诗歌常写常新,如果没有新诗和新现象的出现,诗坛就是一潭死水。由此,他对诗歌创作抱持极为宽厚的心态,主张多元化,认为不是必定要形成主流诗派。沈苇认为从求真求新的角度来说,新诗是在求真求新的时代氛围里产生的,而具体到当下,“新诗在往东西南北走、四面八方走”,因此,他极力主张一种“综合的抒情”和“混合的写作”,主张写作者要从新旧诗人和中西诗人身上获得丰富的能量,写出“汇合的诗。”庞余亮以“螃蟹”的“横行”和“蜕变”为喻,提出“时间会带走一切,时间也会带来一切”。海马认同自由和创新对于新诗的重要性,同时提出新诗写作者还应当注重现代性。杨键则认为新诗即要有新的解决办法、新的对人生的觉悟,还要有漫长的生命力。诗人、评论家在讨论中生发出诸多其他问题,提出“诗歌不仅常写常新,也常读常新”,对“新”和“永恒”的关系亦作出深入思考。傅元峰认为,一首诗有新面貌很重要,同时它能不能为现代汉语的经典化和永恒性生出新的枝叶同样重要。从这一角度出发,新诗百年走到今天或许仍然任重道远,这既需要时间的评判,也需要写作者和评论者不断努力,让汉语诗歌在剥离时代注脚之后仍是一首深沉隽永的永恒之诗,以此不断接近诗歌的完满性,为现代汉语的永恒性“长出新的树叶”。(俞丽云、王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