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词史》的编撰者可能不太了解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实际，所以没有用这样一种篇章标题。篇章标题的修改润色和内容的优化调整，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书中前面的六七章，已经大致上是依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排列的，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五六十年代，接着进入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最后延伸到现在。之后的七八章是专题性质的。这两部分如果调整一下，把前面史的脉络和主题凸现出来，把后面专题总结的一些内容适当地穿插转移到前面类似断代史论的分期概述中，可能就是一部接近于完成的教材体的当代诗词史了。    

如果接下来还要形成能够有机地合并到或者融入到当代文学史整体叙述中的有关中华诗词的历史叙事形态，可以考虑三管齐下的做法。第一是纵向的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奠基人、北京大学教授王瑶先生曾经说，文学史教材的基本框架就是条条加块块。所谓“条条”，就是分体文学史，按照体裁分门别类地来叙述各体文学创作和相关思潮在各历史阶段发展的概况；所谓“块块”，就是对“条条”概述和划分出的各时期、阶段里的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现象，做抵近观察和细致解读的专题介绍。       

中华诗词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或者现代文学史叙述，首先就是要在分体概述的“条条”中给中华诗词史确立一个地位、建构一个存在形态。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把诗词和其他文体的历史分开来写，另一种认为诗词和其他文体关联起来很必要，但是真要关联起来似乎又很难。在我看来，所谓“诗词入史”，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诗词与其他各种文学体裁以至文学史发展全局深入紧密的关联。如果写在了文学史里，但还是单摆浮搁，晾在其他体裁旁边、游离在文学大潮之外，那只能算是硬塞或者披挂在文学史里，占了一块篇幅而已，称不上是“进入”了文学史。真正入史的诗词，应该像小说、诗歌、散文和话剧在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那样，一方面从分体叙述的断代概括中凸显自身发展的独立规律和特殊线索，另一方面也要从各体文学交织流变的有机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整体脉络中，呈现自己对于文学全局的积极贡献。     

这首先是因为从事这些文体写作的作者往往往是跨界的。一个作者不可能单一地写某一种文体，尤其喜欢诗词写作的，很多人实际上同时也是活跃在现当代文坛上的其他重要体裁的作者。他们往往把旧体诗词或者说中华诗词的写作当成自己文学生活的一个闲余部分，有时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还刻意使它保持隐匿状态。这种情况本身，就是诗词真实历史形态中最耐人寻味、最生动鲜活也最具特色的部分，在中华诗词文学史篇章的断代分体叙述形态里，理应把这种人为隐匿起来的线索和信息勾勒出来、阐释明白。       

第二是横向的穿插。也就是在介绍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重点个案的“块块”里面，把中华诗词重要的创作现象、重要的创作潮流穿插进去，并且和其他文体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列为同等次的平行章节。包括像中华诗词学会这样社会基础深厚、会员人数庞大的团体所开展的重要工作和已经产生很大实际影响的工作成效，都有必要放在当代文学史关于中华诗词的重要现象和重要专题中加以归纳描述，并且通过跟当代文学其他体裁状况和发展全局的积极关联，被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       

第三是局部的钻探。在落实“诗词入史”的过程中，还应该重视那些已进入史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翻译家和文学理论家在他们专业所长的文学生活之外或之余进行的诗词写作事实。对这些内容，应该努力全面挖掘，补入到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中有关这些人物的专章专节里。

在这里我想例举一本书，是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级人物木山英雄所著的《人歌人哭大旗前》。这本著作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政治家，柳亚子、杨宪益、黄苗子、荒芜、胡风、沈祖棻、启功等文化名人，还有书画家、艺术家等，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的诗词写作都进行了系统的解读，非常细致。这本书采用的方法是把诗词置于能够映照出写作者心理的角度，让诗词像摆在明暗相间处的镜面一样，把在人生遭遇和社会环境比较反常的特殊时期，个体精神生活中一些特别重要的信息，给彰显分明。他动用了互文和细读分析，还有社会学和写作心理学的一些方法，以诗证史、以诗见史、以诗补史，精细地阐释了许多非常琐碎的诗词小品以至文字游戏式的打油诗，以一位日本学者的眼光，探察到了中国六七十年来宏大历史篇章的一些褶皱和纹脉。 

这本书在方法上和内容上，对我们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有很大的触动。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为这本书曾经举办过一个专题讨论会，现场好几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学者都对木山英雄表示敬意，特别是佩服他能够关注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都没能关注的当代中国文化名人、政治家、艺术家，关注到他们在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为个人心态留下的特殊时期的写照——从未有机会作为一个整体清晰显露在文学史和文学研究聚光灯下的旧体诗词。诸如此类的线索，都应该在中华诗词进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作为重要的参照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