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歌永言”，绵延数千年的中华诗词，在中华民族文化亲缘关系上有着特别意义。中国文字具有独体单音和单音四声的独有特征，这使得诗词具备独一无二的文字与声音美感，且其用典用韵，庞杂深远。中华诗词美在何处？其传播如何突破文化鸿沟，促进文明互鉴？98岁的中华古典诗词大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就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诗词有何特点？其美感体现在何处？

叶嘉莹：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之一，诗词是一种美文，它包括了形、音、义等几个方面，严格的格律韵脚、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是其重要特点。

什么是中华诗词之美？中华诗词之美首先体现在中国语言文字上，独体单音和平仄四声的特征使诗词具备了独一无二的文字与声音美感。当然，这不是全部。诗词中所体现出来的诗人、词人内心的感情和生命之境界，是中华诗词最具独特性的美感。

中国古典诗词自始即以其能予人直接的感发之力量为最基本特色，作诗一定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看到外界的景物情事使内心感动，然后用诗歌表达出来。钟嵘在《诗品》中曾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在贫贱艰难或寂寞失意时，没有比诗词更能安慰人、鼓励人的了。可以说，中国古典诗词凝聚着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志趣、气度、神韵，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只要是有感觉、有感情、有修养的人，就一定能够读出诗词中所蕴含的真诚的、充满兴发感动之力的、生生不已的生命。

中新社记者：在中华文化的“版图”中，中华诗词处于何种位置，发挥何种作用？

叶嘉莹：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为独特的崇高地位，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展示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歌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由作者到读者，不断传达出生生不已的感发的生命。

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受益于古诗词，(即便)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却能一直保持乐观、平静。

现在有一些青年人文化积淀不够，看不懂诗词内容，也分辨不清哪首诗是好诗，好在哪里，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的功用。守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宝藏而一无所知，这自然是一件极遗憾的事。

弥补这些遗憾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之所以选择回国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我也自知学识能力都有所不足，恐终不免有劳而少功之诮，只不过情之所在，不可自已。但我愿把所知道的都说出来，说给年轻人听，否则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来者。

中新社记者：中华诗词如何实现全球化传播？

叶嘉莹：如前所述，中华诗词所独有的声韵美感及其体现出的作者独有的情感，是难以言传的意韵之美。因此，当语言文字发生改变时，诗词的感觉和所蕴含的情志可能就完完全全改变了。

当然，中国诗词英译中也有极好的翻译，我曾听过，将唐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翻译成“I return you the pearls with my tears/ that we didn’t meet in earlier years”。这种声音与感情结合得很好的翻译，需要译者具有诗人的情怀和才华，达到这种水平很难。

像我这样没有很好英文基础的讲授者，即兴发挥是不能将翻译做好的。所以，在英语课堂上，我只将我对诗词的理解表达给学生，将诗人真正的、本质的美好讲述出来，和对待中文读者、中国学生一样。所幸，我大概天生就是吃教书饭的，尽管英文语法也不完全正确，发音也不见得标准，每日的备课都需要查字典这样笨的方法，学生们对我的教学还是极感兴趣，课堂积极性很高。我想，这还是与我将我个人对于诗词的真挚的感动和理解传达出来，或者说，我真正用生命将诗歌的情感、意志诠释出来有极大的关系。当然，我在课堂上的吟诗诵词，也吸引学生们陶醉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诗词蕴含着久远的文化传统，只有对中国的古典文化理解得越多、越丰富，才能更好、更多地体味诗词中的意味。以用典为例，只有真正理解了所用典故的涵义，才能更好地体味诗人、词人用典的良苦用心。外国汉学家在这方面面临着许多困难。

实际上，真正的汉学家对中国诗词的研究非常用功与认真。我在U.B.C的学生施吉瑞(Jerry D. Schmidt)，硕士论文研究的是韩退之，博士论文关注的是杨万里。毕业后，他留在U.B.C教书。我退休之后，他就接了我的课，教授中国古典诗歌。他十分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累积，会把中国古典的书籍、材料查得非常清楚、详细，书上标满了注解。正是得益于切实而严谨的治学态度，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典诗歌。

我与海陶玮先生(Professor Hightower，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初识于1966年夏天，之后合作了数十年。我切身感受到了跨国合作对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性。当然，跨国合作更需要合作双方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初识时，海先生正在研究陶渊明的诗。他具有极佳的眼光，认识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需要和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合作打通中西文化交流的路径。因此，他诚挚地邀请我与他合作。我将我对古典诗歌的理解讲述给海陶玮先生，让他能够更深入、更清晰地理解中华诗词，而他也帮助翻译了很多我的作品。这样的跨国合作确实有益于中华诗词更好地向西方世界传播。

此外，传播中国文化时，首先要问问自己是不是真正热爱中国文化，是不是知道中国文化美好品格所在，是不是能让它们在自己身上表现出来。一句话，就是要用言行、用实践来传播中国文化。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华诗词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的作用？

叶嘉莹：大约十年前，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曾出版我的《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嘱我撰写序言。其中谈了成书之经过及当年与哈佛大学海陶玮教授合作研译中国诗词之理念。这段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第一流汉学家密切合作的经历，让我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有所感受。

早在1953年，海先生就曾在美国杜克大学所出版的刊物《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的文章。其中特别提到，古典中国文学的历史比拉丁文学的历史更久远，而且古代的文言文，即使在白话文出现已久后也仍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语言，两者并存而不悖，不像拉丁文学古今有绝大歧异。中国文学以其传世之久、方面之广，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要想研究中国文学，就需要彻底了解中国文学。

至于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我个人以为正在其可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活泼开放、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关于这种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学也曾有所论及。按照西方接受美学中作者与读者之关系来看，则作者的功能乃在于赋予作品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的功能则在于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而且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所以读者的阅读，其实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而这种过程往往也就正是读者自身的一个演变和改造的过程。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实在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为其特质的，所以《论语》说“诗可以兴”，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传统。

有人问“中国古典诗词会灭亡吗”，我以为不会。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人的生命当然是短暂的，但诗歌的生命却生生不已。

如果说，要我总结出最希望将中华诗词的哪一种美感向西方世界传播，那就是诗词中的中国人的精神。字里行间流淌着的中国人的情感、意志与品性，是我最希望传递给西方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