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发生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为苏轼（苏东坡）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后经多方力保，改谪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汉代御史府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

北宋因政治腐败、因循守旧而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叶即出现了较大的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熙宁年间，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发动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苏轼早在应制科时，就已经在策文中表露过变法图强的思想，但是他的变法思路与王安石大相径庭。在耳闻目睹了变法产生的一些弊端之后，他两次上书神宗，表达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意见。

由于受到变法派的打压，苏轼已经觉得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在通判与之后的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任上，他目睹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他心中充斥着对变法派新进们轻率的不满，便将这些愤怒行诸笔端。多次上书皇帝，陈说利害，未蒙采纳。任职地方以来的托诗以讽又是泥牛入海。

北宋元丰二年，苏轼最终在《湖州谢上表》上公然写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而这一次上书也成为了“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索。

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他的朋友沈括。他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便上呈神宗。但沈括的意见当时并未特别受重视。

《湖州谢上表》后，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以为“生事”是针对熙宁变法，“新进”则针对因变法而被擢用的官员，御史台官员搬出苏轼以前所写“托事以讽”的诗文，群起攻击陷害。李定、何正臣、舒亶、李宜之等人在几天之内连番向皇帝上札子与状子，弹劾苏轼，滥加罪名，欲置其于死地。

宋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遵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下御史台狱，二十日即遭受审问，由御史中丞李定会合谏官张操等台谏轮番鞠讯，逼迫苏轼对语涉讥讽的诗文作出交代。

苏轼入狱后，苏辙、张方平、章惇、吴充、王安礼、太皇太后曹氏等人的劝谏搭救。曾任宋神宗宰相的王安石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轼终免一死，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囚于狱中达一百三十天。最后，苏轼由神宗敕责授检校尚书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团练副使是闲职，苏轼实质上是被贬黄州。

平日与苏轼往来者，如曾巩、李清臣、张方平、黄庭坚、范镇、司马光等29人亦遭处分。张方平和范镇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其余各罚红铜二十斤。曹太皇太后于十一月中崩逝，乌台诗案于十二月结束。

神宗为何没有杀了苏轼？

苏轼于仁宗嘉佑2年 (1057) 中进士第入朝，历届皇帝，乃至皇太后都“怜”他。仁宗皇帝录取苏轼、苏辙兄弟后曾兴奋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苏轼经殿试，又试六论， 对制策入三等，一帆风顺。从赵匡胤建宋朝至苏轼考试的一百年间入三等的只有吴育与苏轼两人。英宗继位后，曾“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当时宰相韩琦从爱护角度挡了一下，才作为培养对象而“得直史馆”“赠光禄丞”。神宗上台对苏轼同样重视，，王安石欲变科举，苏轼献三言。神宗看后恍然大悟地说:“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神宗并急不可奈地于当天召见，问政策得失，并破格地嘱苏“虽朕过失, 指陈可也。”神宗读苏的文章， 曾“膳进忘食”称“奇才”。直到乌台案后的第二年， 神宗还向当时宰相王王圭、蔡确提出“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神宗死后，高太皇太后还无限遗憾地对苏轼说：“先帝每诵卿文章， 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耳！”

乌台诗案是苏轼厄运的开始，政治才能被扼杀，从此苏轼坎坷多舛，其64年人生中竟有23年在贬谪地熬过，最远到了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州。徽宗上台后被赦北还时已是暮衰之年，最终客死常州。死后还被蔡京以蜀党之首把名字刻入昭示罪愆的“元佑党碑”中。

据说渡海时只一妾相随。他的爱妾朝云说他一肚子装的“不适应”。社会、朝廷屏弃了他，大自然接纳了他，他与自然和谐平衡，促其文学达到峰巅。在历史上除苏轼以外难再找出第二个。

苏轼的散文、诗、词、赋均有成就，且善书法和绘画，是文学艺术史上的通才，也是公认韵文散文造诣皆比较杰出的大家。苏轼的散文为唐宋四家（韩柳欧苏）之末，与唐代的古文运动发起者韩愈并称为“韩潮苏海”，也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更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苏轼之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又与陆游并称“苏陆”；其词“以诗入词”，首开词坛“豪放”一派，振作了晚唐、五代以来绮靡的西昆体余风。后世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惟苏轼故作豪放，其实清朗；其赋亦颇有名气，最知名者为贬谪期间借题发挥写的前后《赤壁赋》。宋代每逢科考常出现其文命题之考试，故当时学者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嚼菜羹”。艺术方面，书法名列“苏、黄、米、蔡”北宋四大书法家（宋四家）之首；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并在题画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