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国就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对权臣也鼓励他们“多积金、市田宅，歌儿舞女以养天年”，宋代士大夫宴游之风甚盛。醇酒之外，少不了歌舞侑酒的女性。宋代官府蓄养官妓，或称营妓，从朝廷至地方政府都设有入籍的官妓接待客人，一律由官府派员监督管理，工作限于助兴，“然不得私侍枕席”。若官员与官妓有私，即属违法。熙宁中，王安石想打击祖无择，就曾抓住他知杭州时与官妓薛希涛私通弹劾他，可叹“希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也是位烈女子了。

达官贵人之家也自设家妓成风，以致京师中下等的家户，不重生男重生女。仁宗朝小宋的轶闻就很典型，身居高位的宋庠上元夜在书院夜读《周易》，却听说弟弟宋祁忙于“点华灯拥歌妓醉饮”，第二天遣书训诫“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饭时否？”小宋倒是不以为然，坦然答之，“不知某年吃齑饭是为甚底？”这便是当时士大夫上流社会的风气，贤者亦不免。苏轼就感叹过，就他所目睹的三朝人物中，不沾声色之好的“完人”，他还一个也不曾见过。

《挥麈后录》《西湖游览志馀》等多个文本都录有这段：“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合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之胜事也。”看来坡公也未能免俗。苏轼自己家也有家妓应酬场面，据说因为向来俭约，只数人而已，他惯常向客人介绍：“有几个搽粉的虞候，出来祗应。”《北窗炙輠录》说，“东坡待过客，非其人，则盛列妓女，奏丝竹之声聒两耳，自终宴有不接一谈者，其人往返，更谓待己之厚也。至有佳客至，则屏云妓乐，杯酒之间，惟终日谈笑耳。”以为受到隆重招待的客人，其实苏轼是借歌舞丝竹，不想多谈，反倒是知心朋友到来，他就屏蔽声色，谈笑风生。可见他应也只是做做官场礼仪，并非沉溺其中。

酒筵公务间与歌妓相往还，为她们写诗相赠，都是当时官场生活的一部分。韩琦、欧阳修、范仲淹，甚至一向给人端肃古板印象的司马光，都曾写过此类情诗。曲词即席演唱，是令宾主快意的风雅之事。随和喜热闹的苏轼，向来欣然参与这些歌妓酒筵。苏轼被视为豪放词的代表人物，但龙榆生梳理他现存300多首词，涉及吟咏歌妓之作，几占全部苏词的三分之一。苏轼“虽写歌儿舞妓，并不作绮罗香泽之态”，他26岁时写《神女庙》，对楚襄王与神女幽会的故事，就不采用玉肌朱颜、望帷披帐一类俗语艳辞，而写“茫茫夜潭静，皎皎秋月弯，还应摇玉佩，来听水潺潺”，神远而心清。写词时士大夫们往往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看看黄庭坚早年的那些艳词，很难想象瘦硬奇拗的江西诗派开创者这般人格分裂。苏轼有酬唱之作，赞人美色，多是谢答主人的客套话，但整体看大多都写得宛转抒情，对这些女子同情怜惜，而非燕娇莺昵之作。

关于他这方面的逸闻也不少。苏轼即将离开黄州时，州府郡僚设宴为他送行，筵席上侑酒歌妓中有一位名叫李琪的姑娘，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题诗。苏轼只因从来没有听说她，提笔便写“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这个开头实在平淡浅易，苏轼没写完便被人打断，接着饮酒谈笑，直到宴席将散，李琪忍不住再拜求诗，苏轼这才猛然想起，哈哈大笑一挥而就：“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杜甫在“香海棠国”西蜀曾流寓生活了几年，却不知何故始终没有一篇提及海棠，苏轼巧用此典，将李琪类比为花中极品，不同流俗，使得她的芳名随之千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