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认为，杨克是当代诗歌的重镇，早在80年代诗歌运动时期活跃于诗坛，90年代作为操盘手之一参与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论证，并且编撰《中国新诗年鉴》20多本，为当代诗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诗歌充满现实感，体现了现实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升华，充满了当代诗人对历史和文明形态的思考，以及对人文精神的守护，显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资深诗人的使命感。卢卫平是一位非常优秀和重要的实力诗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意味，有一种深沉、纯粹和忧伤的气质，他善于截取生活或生命的典范场景，表达对于社会底层生存以及人的普遍处境的理解、关切和悲悯。比如《在水果街遇见一群苹果》《玻璃清洁工》等诗作，彰显生命伦理的同时具有很高的诗意。

李少君指出，杨克是一个诗歌维新者。他的诗歌一方面保持创新，一方面依然有传统的基础，具有很好的历史感和抒情性，这和广东文化的前沿性和传统性非常相似。如《天河城广场》《在商品中散步》等，即由“广场”等意象完成了政治概念向商业概念的转变，体现了他对时代的敏感性和对时代精神的一种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诗歌维新者，杨克编撰了《中国新诗年鉴》，很多人据此认为他是民间派、口语派的创作，但他只是将口语作为一个基础，他的语言依然非常典雅和优美，彰显了综合性和包容性。因此他是诗歌的维新派、革新派，代表中国新诗比较主流的方向。卢卫平诗歌体现了真正的平民视角与草根情怀，如《在水果街遇见一群苹果》《玻璃清洁工》等，体现了典型的草根立场。诗人对弱势群体感同身受，充满了同情和理解，在创作时往往把自己置身其中，有很强的代入感，同时富有哲理性和思辨性，这是中国诗歌的重要品质和魅力所在。卢卫平后来的诗歌有所变化，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超脱和超越。

霍俊明表示，杨克的诗非常有效地平衡了内心世界、个人经验与时代境遇之间的互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时代节点上杨克提供了相应的代表性文本。尤其在媒体爆炸、科技迭代、人工智能、量子以及新兴行业、产业兴起的时候，杨克写出了《在华强北遇见未来》《人工智能美少女》》等关注时代新命题的交响乐般的诗。卢卫平《瓷上的火焰——卢卫平诗歌精选集》是他二十多年诗歌写作回顾性的见证，他曾经以异乡人的身份写下一些深刻、警醒，以及带有尴尬境遇和分裂感、疼痛感的诗篇，这对应了早期城市化空间与外来者和底层写作之间的一个博弈的过程，他更像是当时中国城市化进程当中的荷尔德林或者波德莱尔。另外广东的文化尤其是近几年海洋的生态或者海洋文化，在卢卫平的写作当中有一个体现。从总体来看，卢卫平的诗歌越来越体现一种朴素而智性的诗性，这样的写作难度更高，因此他是以一种深度标记的方式参与诗歌的进程以及个人命运的过程。

吴思敬认为，杨克是一位有强烈使命感的诗人，杨克的名字早就为读者所熟悉，从八十年代前期踏上诗坛以来，他的写作呈现了丰富多变的面貌，笔下既有现代主义手法的娴熟运用，又有口语写作的鲜活生猛，既富于个人化的深情，又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诗歌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不过杨克的诗变化中又有不变，变化的是他诗歌中不断翻新的内容，不变的是他与时代的呼应。其中既有面向当代、重视中国资源和中国经验的书写，也有对每一个个体生命和生活的关注，以及面向自我、内心的叩问，总体而言杨克是有鲜明创作特征和重要诗学贡献的出色诗人。卢卫平的诗歌体现了悲悯情怀与诗性智慧的合一，卢卫平诗歌中有“向上与向下”两个层面，一个是执著地固守着大地的向下的层面，另一个是向那崇高的灵魂飞驰的向上的层面，二者看似相反却有机地统一。卢卫平是一位有情怀的诗人，他始终关注着社会的弱势群体，力图用内心充满人文关怀的光芒去照亮世界的暗夜。

叶延滨认为，杨克是当代诗坛有重要影响的成熟诗人，《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呈现了一位成熟老道的优秀诗人的创作成果。他将家国情怀、大道苍生奉为创作的圭臬，使时代和社会的重大主题书写呈现了美学意义上的新尝试，如传播较广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将“祖国”这个政治色彩强烈的词变成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形象。他以大道守正的努力，将现实生活的现代性与现代诗的现实感结合，让这个时代的地标性符号在诗歌里找到了位置，同时也为诗歌长廊增加了新的艺术形象和美学符号。在这本诗集中，诗人一方面努力回应时代，为新的生活留下证言。另一方面远溯历史，追寻传统之源，致敬先贤，呈现了一个当代文人的自觉修为。卢卫平是当代诗坛公认的实力诗人，他的名字几乎是优质诗歌的符号，《瓷上的火焰——卢卫平诗歌精选集》再次呈现了诗人超凡的才能和创造力，如《我后悔让这块石头开花》《玻璃清洁工》等，诗人在低处歌唱，坚守平民意识，他的作品成为这个时代变革留下的鲜明纹理，也成为中国社会基因新形态的美学呈现。“以人民为中心”在卢卫平的诗中不是口号，而是他写作的命门。

罗振亚指出，广东是新时期中国诗歌的重镇，杨克好像没有镀过那种大红大紫速荣的光环，但是也没有昨日黄花的速朽的悲哀。他的诗沉潜自觉，既有着标志诗人成熟的明确的方向感，又饱具撼动灵魂的重量和冲击力。从诗集《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可以看出，对杨克来说，写诗是一件关乎心灵和精神的事情，所以杨克的诗是“走心”的，它们在丰富的想象力中实现了“肉身中灵魂的顿悟和唤醒”，并以之提高了诗意本质的钙质、高度和深度。此外，杨克的诗歌还在和先贤之间跨时空的精神对话中，实现了新诗和传统的融合、和解，呈现出儒雅的古典气。卢卫平的诗歌辨识度非常高，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才具有的品质。他的诗歌总是能够写出生命的痛感，戳中读者的泪点，特别是那些城乡文明、都市和农业文化碰撞的诗歌（如《分离》等）特别打动人。卢卫平一直坚守“好诗”的创作追求，力图让文本在有限的时空里承载无限的诗意，并融入关于自我、关于命运、关于人和人关系的思考，这无疑使卢卫平的诗歌增加了形而上的意味，凝练而又含蓄。

刘立云表示，杨克和卢卫平都是时代的“歌手”，他们的“歌唱”说到底是用两幅动听的“歌喉”共同赞美我们伟大的时代。其中民本思想是杨克长期坚守的思想和风格，且一直延续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扩大，国家综合实力的日渐提高，我们的生活在一天天好转，杨克的诗歌也跟着逐渐变得明亮和开阔，昂扬和高亢。像《天河城广场》等诗作说明中国人开始正视自己，向往美好的生活，懂得往前奔，这就是人的崛起，社会的进步。到2006年写下《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成了他诗里颗颗晶莹并且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意味着杨克讴歌时代和人民的写作，大大上了一个台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读卢卫平《瓷上的火焰——卢卫平诗歌精选集》，刘立云把《动物园》这首诗当成解读这本诗集和诗人的一把钥匙。诗人把动物的秉性和自己身边的人，跟整个社会呼应起来，用心独具而别出心裁，反映了作为一个外省人在广东珠海这个沿海城市的生存境遇，这是由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及学识、性情所决定的，诗作表现出对社会底层的深切关注，因此他的悲悯心理是有源之水，有土之木。他诗歌纹理的细微和柔软，也事出有因，天然去雕琢。总而言之，两位已经融入广东这片热土的诗人可谓异曲同工，心心相印，他们渴望到达和正在奔赴的是大家都愿看到的诗和远方。

曹宇翔认为，杨克《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充满新时代气息的厚重诗集，格局高迈，正大气象又生动鲜活。他的书写与当下日新月异、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连在一起，与一个民族的精气神连在一起，呈现山河之美、人民奋斗和创造之美、真挚情感之美、精湛技艺之美。近年来他的多首佳作被读者广泛传诵，春风化雨般产生诗歌艺术的共情力量。他的诗歌有亲切生动的代入感，这种代入感就是一颗心告诉另一颗心，就是指给人看尘世的万般之美，人之为人的堂堂正正之美。卢卫平诗集开卷的《诗歌笔记》有一句说得特别好，“诗人最佳的睡姿是侧睡，一只耳朵紧贴大地听种子发芽，一只耳朵朝向天空听星星密语。”这句话像是他的人生姿态，也几乎是他这部诗集的整体基调。这种对大地和星空的凝神倾听需要安静，正是在喧嚣人世的这种安静中，诗人的内心宇宙有一种精神的灿然自放，遂成一首首光彩照人的诗篇。德国有句格言认为，“神居住在细节里。”卢卫平的诗细节绵密，对于他来说，这居住在细节里的神就是艺术之神。

敬文东认为，杨克诗集《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与“风景是被重新发明出来”的理念不谋而合，诗中的风景并不指向风光霁月的具体事物，它是作为一个形象、形式，或者叙事行为出现的背景，而风景发挥了环境、场地或视野的被动作用。如《新水调歌头》通过重新诠释传统，再集合赋予创造者的意义。卢卫平的诗歌努力对现实进行反映，即“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对外界的一种正当防卫，因此他的诗歌重新发明了一种新的现实，又不乏对国计民生、天下苍生的关怀，从这个角度而言，他重新回应了古典诗学里面最伟大的诗教传统。

王山指出，杨克和卢卫平属于中国现当代诗歌优秀的创作实践者、探路者，是百年中国新诗大地上两棵葳蕤的大树。一个广西人和一个湖北人在广东相遇，生根，发芽，融合于这片土壤，受益于这片沃土，于是，以杨克、卢卫平为代表的一种广东+的诗意精神诞生了，广东精神谱系最明亮最鲜活的部分正是由此构成的。杨克是第四次中国诗歌学会全国代表大会推选出来的第四届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其在全国诗人心目中的位置可见一斑。杨克的诗不仅仅有着强烈的时代在场态度，而且诗歌中具备热血热情合成的天成般气息，譬如《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那种情不自禁地对祖国的爱恋，满腔对祖国的倾诉，存在于诗中，又萦绕在诗外。卢卫平灵性、热情、低调，他之前在民营企业工作，在企业担任宣传和策划，现在珠海文联任职。从卢卫平的职业变迁，足以说明广东对文化、文学人才的重视。卢卫平的诗作，自如放松，甚至有些不经意，而恰恰在不经意间，实现了诗意的发现。

宗仁发认为，杨克和卢卫平两位都是非常重要的诗人，也都是非常有个性的诗人。首先，杨克对现实特别敏感，他是将自然的存在视为人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载体，如《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这首诗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同时也具有艺术魅力。其次，杨克诗歌的时代性是以广阔的视野来呈现。翻开诗集《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那些鲜活的现实情景扑面而来，有景观式的大写意，也有现代人的心理追寻，也看得到对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承继。此外，诗集中有些写生态或者写自然的诗歌，在注重博物学情趣之外，也试图建立某种具有超越性的文学意义，如《湿地》中诗人由对湿地的感叹能够联想到生机勃勃的却总被驱赶的“地摊经济”。卢卫平说过，“写诗就像考古”，这与诗集的名字《瓷上的火焰》搭配得恰到好处。卢卫平的诗歌是在“考古”现场中完成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陌生化，并能让读者在他的最简单的词语中看到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且在悖论中揭示生活的真理，从而实现经验书写的独特性。

何言宏表示，广东的诗歌在全国是很重要的一方重镇，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领先性。杨克和卢卫平不仅是广东省的重要诗人，而且在整个中国的诗歌界甚或当代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有些方面还常引领潮流，具有突出的诗歌史意义。杨克的诗歌创作一直致力于为中国新诗寻找与开拓出新的方向和可能性，特别是他的城市诗。杨克的诗歌有几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一是对个体自我的关切；二是对女神意识的挖掘和表现；三是与现实的“相切”和对现实的温和“介入”。他的诗歌经常很及时地表现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新名词”，这在题材内容和诗歌语言上，都有重要意义。卢卫平的诗，可以用他的诗句来概括，就是——“他总是在暗夜里找到最闪耀的词”。一是有很明确的人生意识；二是有人生史的自觉建构；三是情感文化的多重表达。卢卫平诗歌中的情感结构丰富、深厚，且很明晰，他的情感姿态具有坚定的个体主体性，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讨论。

姜念光认为，杨克的这本诗集收录了1990年到现在的作品，其当下性和现场感让人觉得它们在刚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如《石油》《在华强北遇见未来》《亲近大国重器智能燎原》等，有一种万花筒般的既视感，呈现出新鲜、热烈、生猛的面貌，展现了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勃勃生机。这种生机来自作者写作的在场性和对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词语的使用。卢卫平体现了一个诗人的轴心时代，《瓷上的火焰——卢卫平诗歌精选集》呈现渐进的透彻、儒雅的质朴和深刻的睿智，作品多次出现“我”这个词，这是撬动诗的触点，是诗的出发地、回归处、轴心，诗集以这种观念贴近大地听种子发芽，朝向天空听星星密语的姿态，明察人世，观赏山海，营造了自己的胸中丘壑，在心中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中，书写了克服之诗和和解之诗，理性准确透彻地建筑生活的真实和生存的本质。他始终以真善美作为价值依归，呈现凡俗之中的深情、辽阔之中的寂寞，拥有一种清醒而确凿的自信。作为一位诗人，他去到了自己诗歌的轴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