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人类走向社会的阶梯，老师是路上的扶梯人。望着通往姜圩中学的水泥路，我想起了学生时代发生在这条路上的点点滴滴。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邻村的姜圩中学，我度过三年激动人心的初中时光。那时候，我村没有中学，两村之间也没有马路，只有灌渠两侧的羊肠小道。至于交通工具，农民家庭连个自行车都买不起，出行全靠两条腿。晴天的早晨，我们披着朝霞，迎着旭日，带着干粮，一路小跑奔向学校；傍晚，我们伴着归巢小鸟，激情四射地飞回家中。在路上，我们有时赛跑，有时漫步；有时吼几嗓子，放飞心情；抑或打打闹闹，你推我一把，我搡你一下，然后，昂头挺胸，甩起膀子，大步流星往前赶。一路上，风风火火，马不停蹄，一块块水田和一棵棵大树被甩在身后。当然，打闹的都是男生，女生只有默默走路的份儿，真应了那句老话:“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偶尔，一男一女迫不得已走在一起，也需故意拉开距离，仿佛银行服务台前的一米线，否则，就会招致别人的戏谑。更令女同学不爽的是，有时候，女生在前面走，男生在后面搞恶作剧，捡上一个泥块掷向水渠，溅了女生一身水，于是，男生一阵坏笑，女生骂声不断。在那封建思想严重的时代，教室内，男女同桌设定三八线；学校外，男女生也不交谈，谈恋爱更被看作离经叛道。一旦发现男女之间说句话，大家就起哄:“噢--噢！都来望呀，他们俩谈恋爱啦！”晴天的上学路上有笑有骂，雨雪天则只有骂声一片。雨水浸泡的泥巴路又软又粘，脚陷下去，须使出吃奶的劲方能拔出来，有时还扯毁鞋子，令人尴尬。几里路走下来，要出几身汗。再经风雨雪花侵袭，往往感冒不请自到。更不用说溅一身泥浆弄脏了衣服，被冻路滑倒骂一声“真倒霉！”

在这条路上，我有过怨恨和无奈，有过欢笑和快乐，更有感激和感谢。那个年代，我家弟兄们多，生活窘迫比较穷，我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特差，经常肚子疼。病一发作，肚子有被绞的感觉，满头虚汗，脸色煞白，腰直不起来，路更走不了。有一天下午，刚刚放学，天空飘起了雪花，房子和大地全白了。同学们纷纷飞出教室，我的病突然发作，疼得直冒冷汗，豆粒大的汗珠子“啪！啪！啪！”地往下掉。我趴在课桌上，痛苦地呻吟着，大脑一片空白。恍惚中，一个四十岁左右、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矮瘦大叔向我走来，努力睁大眼睛，原来是教导主任兼地理老师张鹤群老师。他经过我班时，发现了我的异常情况。了解我的病情后，他先倒了一杯开水，让我喝下暖暖身子；接下来，他又像慈祥的父亲一样，把我抱在怀里，不停地安慰我。同时，他安排小沈同学捎信，让我父母接我回家。那是集体经济时代，父母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换口粮。小沈找不到我父母无功而返。天渐渐黑了，看到我的疼痛有所缓解，张老师立刻背上我，深一脚浅一脚地送我回家。我像一座小山压在他身上，发现他稀疏头发围成的“地中海”，很快沁出了汗珠子，继而，嘴和下巴也淌下汗水，我想，他的内衣都该湿透了。身体单薄的他，在厚厚的雪地上一步一滑地艰难前行，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腾出一只手抹一把脸上的汗。凛冽的北风吹着响哨儿直扑人脸，鹅毛般的飞雪纷纷飘落到我们身上，冷风和雪粒钻进衣领里。令我惊讶的是，天气那么冷，我却看到张老师的衣服往外冒热汽，想必他已汗透全身。到了我家，张老师喘不过气来。父母仍然劳动未归，他把我轻轻放在木凳上，铺好床，抱我上床，盖好被子，才不声不响地离开，消失在狂舞不止的风雪中。至今令我内疚的是，张老师用身体为我铺好前行之路，我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讲。

几十年来，每当走在这条路上，我就会想到张老师和同学们，除了激动、感动，就是感恩了。